33岁，十年没上班，我过得怎么样？

大头马是一个生于1989年的青年小说家。她 已经十年没有上班了，当然这对一个职业小说家而言并无特殊。 但在这十年里，她在地球上东游西荡，满世界跑马拉松，直至南极。 在过去封闭的三年里，她也流转于不同的城市，四处体验生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而所有这些体验，大头马都有一个共同的由头：为了写小说。

因为要写一个医生的故事，她去医院实习，获得了一件白大褂，以及一个要求“千万不能给别人看病”；因为在饭局上听说了一桩耸动跌宕的碎尸案，她进入了刑警队；她还去了现场勘察科，跟着法医验尸，尸体通常高度腐败，有一次持续工作8小时后他们就近吃了顿地锅鸡，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的。

过去大半年，大头马在南京红山动物园体验做饲养员。三月底，我去红山和她见了一面。跳过寒暄，也跳过日常，她很快跟我分享起她最新的写作灵感，来到南京后她发现当地典型聚会围绕着打牌进行，“饭前不掼蛋，等于没吃饭；饭后不掼蛋，等于白吃饭”。她觉得南京很适合写一个关于打牌的小说，“假如杀父凶手就是多年后天天和你一起打掼蛋的人呢？会不会很有趣。”

大头马的生活几乎全部围绕“体验”与“写作”展开：上午做类似的思维漫游，下午去动物园，晚上学打乒乓球。因为她想写的这个故事，主角从小就会打乒乓球。她要跳进人物的命运里生活。她就像一个通道，各种体验注入，产生某种化学反应，然后吞吐出一个故事来。

和她认识后，大部分时间里我都在听故事，动物园里动物的故事，人的故事，刑警队里曲折离奇的案子，不同风格的警察的人物画像。我们几乎梳理了过去7年里每一段“体验生活”，但我发现在这些体验里，很少出现她自己。就像你读完她所有的小说，也拼凑不出关于作者本人的故事。

随着了解深入，我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小说家寻找灵感的故事，也不只是一个现代人“不上班”的故事，它是存在主义的，关于一个人如何确立自己的存在，如何活着。就像大头马一位朋友的评价，她奔向巨大遥远的世界，只给自己找到了一个角落里的位置。

一个无法上班的人

大学毕业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工作非常辛苦，每天10点下班，天已经全黑了，我走在空旷的中关村，心里特别凄凉，我觉得天哪，难道我一辈子就这样吗？

当时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看书，空闲时我每时每刻都在看书，不和同事来往，如果一起聚餐，我就坐在旁边看书。后来我还在一家杂志社短暂地工作过，几年后再见到一位当时的同事，她说他们有次采访阿乙，发现阿乙也是随时随地都捧着一本书在读，他们当时就会心一笑，说，这不就是大头马吗。不久之后我在一个饭局上碰到了阿乙，他果然掏出一本书来读，而且更夸张，他一边读还一边做笔记。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天呐真是一个怪咖啊。后来想，这不就是过去的我吗。

我非常不喜欢集体生活。在互联网公司工作时，有一次外出团建，要留宿一晚，还要集体看演出。我当时就惊恐发作了，特别难受，我就和同事说我得先回房间了。在大厂，每天要写日报，每周要写周报，做大量在我看来没有意义的工作。你只是系统的一部分，而我非常排斥成为任何系统的一部分。

后来主管找我谈话，要我学会合群。我就开始逼着自己和同事吃午饭，逼到最后，我决定辞职。主管劝我说，她婆婆得了癌症刚做完手术，作为一个女性，有一份安稳的工作有多重要。但我当时心里想的是，我不要十年后成为她。后来我又换了几份工作，做过记者、编剧，换到最后，我终于确认我最大的缺陷是，我没有办法融入正常社会，上学时没有办法融入班集体，上班之后发现这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我每干一个事情，我就知道我再也不想干这个事情。

这是我耗费好几年时间才确认的，我之前一直都处于矛盾中，是不是我能力有问题？我应该怎么去改进？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会试试看自己能不能融入。

最后一次辞职，我找到老板说，我要回去写小说。当时我的表现在他们眼里应该很傻，如果你的手下和你说她要去写小说，好像类似于说“世界那么大，我要去看看”，听起来非常中二。

辞职前，我已经有意识地做写作训练了，比如我每天坐地铁的时候，我会观察，随机挑选一个我面前的人，在手机上对这个人进行白描，就像画速写一样。但当我辞职在家写作，写了两三个月之后，却发现没什么可写的。“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的一个很明确的时刻是，我每天上午去菜市场买菜，遇到的全是拉着拉杆车的大爷大妈，我觉得自己在过一种退休生活。我对这样的生活也产生了恐惧。那时我就知道我不能像这样每天坐在家里空写，因为我的生活经验非常苍白，我必须去寻找他人的故事。

于是，我决定“体验生活”。

17年冬天，我在老家的一个饭局上听到一桩十年前发生在老家的命案。案件曲折复杂，疑犯背景离奇，寥寥几笔就能看到一个独属于犯罪侦查的世界。我通过很多门路去接近这个案子，找熟人，找业余也在搞写作的警察，找作协开介绍信。这件事虽然也费了一番工夫，但没有想象中困难，可能是因为各行各业都有被看见的诉求。

一年后，我终于进入老家公安系统实习，从派出所到刑警大队，待了大半年。一开始警察对我很防备，但等大家慢慢熟悉，尤其和几个人建立好关系后，他们就会对你展示更真实的部分。

日常巡逻

在刑警队那段时间，我 每天五点起床 ，六点出门，刑警队离家车程一个半小时，一般晚上十点后回来。 当时我觉得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是我 这辈子遇到的最精彩的工作。 虽然那之前我去过很多地方，包括去南极跑马拉松，但和一个三线城市的刑警队相比，这些经历都不值一提。

没过多久，我开始觉得写作这件事非常虚无，每天生生死死、悲欢离合高度密集地砸在我的眼前，大部分事件对于办案人员来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对于当事人来说又是扭转了命运的惨剧。当现实以极为复杂的面目发生在你眼前，文学变得苍白无力。而当我站在一个自以为安全的位置去旁观的时候，就像尼采说的那样，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

夜守

有一天刑警队决议了一项涉黑抓捕任务。大队长正在开会部署方案，但一个电话功夫，他突然就被带走了。更多的事情琐碎、荒诞、令人唏嘘。有一次有人举报嫖娼，实则抓奸姐夫。最后婚外恋的姐夫没事，报假警的自己被抓了。还有一年大年三十我在派出所值班，来了十几个农民工讨薪，拿不到钱就不能回家过年。僵持了几个小时后，有农民工过来问我要水喝。我就出门买了纸杯和水果，但分发之前被同事制止了，同事告诉我这样的行为是越线的。每天有太多类似的事情同时发生，久而久之人会生出一种麻木。

动物需要丰容，人也需要

去年我搬到了南京。每换一个城市，我必须找到一个切入点去认识陌生的环境，去和人建立联结。这两年提到南京，就会想到红山动物园，我觉得我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体验。

选择动物园还有一个原因是，我的语言和知识结构需要更新，博物学是我的盲区。而我们的语言是由大量名词构成的，如果小说里写到植物、动物、自然，我的语言就会空白，比如词库里没有鹩哥、小麂、散尾葵等这些词。我有意识要寻找一个途径去学习，最好是一边玩一边学。

南京的文学杂志《青春》给我开了“作家体验”的介绍信。去年八月，我进入了红山动物园。在红山，一个展馆的负责人会被称为“某师傅”。比如你姓王，别人就会喊你王师傅。当然，也不一定得是岗位负责人，但是能被喊“师傅”的一般都是有一定本事能力的，大家出于对这个人的尊敬。我在红山做志愿服务的第一个展馆叫“本土动物保育区”，是彭培拉“拉师傅”负责的。我问她红山还有哪些馆值得跟一跟，她告诉我，其实最重要的不是你去哪个馆，而是你要跟什么样的人。

到本土区后，我发现动物园确实博大精深。可能一般人认为饲养员就是喂动物，但这其实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综合性的工作。厉害的饲养员都是多面手，他们懂动物，懂植物，还得有极强的动手能力，比如要为游客提供一个放置红外望远镜的观赏位，就要自己设计图纸，然后根据图纸找材料，锯木头、钻眼、组装。

开始动工

你玩过《塞尔达传说》这个游戏吗？就是那种感觉，这里不是现代社会，而是一个开放世界。如果生活里我们要做一个东西，会有现成的工具、图纸，也会有前人的经验，只要按照步骤实现就可以了。但在这里，连可不可以有这项工作，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本土区就像《鲁滨逊漂流记》里那座等待被建造的荒岛，所有事情都很原始，都要自己发明创造。可以说，来到这里你目力所及的一切，几乎都是他们自己建起来的，大到一片农田、一个生态系统，小到一块展板、一个丰容玩具。

饲养员比较核心的一项创造性工作是改善动物的居住条件，他们有个专业词汇叫“丰容”。简单说，就是在圈养条件下，丰富动物的生活情趣，满足动物的生理心理需求，促进动物展示更多自然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方法、措施。怎么做创造性丰容，需要你自己去观察、去思考。

比如，喂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动作，有时候喂食不只是让动物吃饱，也是为了让动物的生活有一点响动，留下一些新的信息，产生一些新奇，或是为了观察和实验，确定动物的状态。在本土区，几乎每天都要变着花样投喂。喂一只失明的豹猫，饲养员会把小鱼藏在一个大麻袋里，再在麻袋中填满干草，最后把麻袋扎紧，这是为了调动豹猫对气味的敏感，丰富它的日常活动。

救助的非洲刺猬做教育项目动物前的脱敏训练

他们还要给动物造窝，既要安顿好它们，也要让这个窝更符合动物的需求，还要让这个窝每天都有一些变化。在红山，动物的福利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经常有游客来会发现看不见动物。因为“动物有不被看见的权利”。一个饲养员要了解他负责的每一种动物，它们不同的性格和行为习惯，记录它们体重和个头的变化。有时候听饲养员们谈论动物，就像在谈论一个婴儿，“今天它的身体和心情状态怎么样啊”。

刚到红山动物园没多久，我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经常能从游客口中听到“丰容”这个词，他们会一边看一边说，这个丰容做得很不错。还有很多游客对动物很了解，能叫出它们的名字——在红山，每一只动物都有一个独属于它自己的名字。我觉得红山动物园培养出了一批更专业的动物爱好者，而不再是普通游客。

为每一只逝去的动物写讣告是本土区的传统

我在这里认识了野生动物救护专家陈月龙。他有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动物的需求每时每刻都在变化，就像人一样，你不也每天都想换着花样吃点新鲜的？

我想，我到处体验生活，也是为自己生活的“丰容”。人和动物一样，最害怕无聊，如果每天吃一样的东西，每天圈在一个那么小的地方，生命力、创造力都会被慢慢剥夺。

后来我常常跟着陈月龙观察。有一次他说要规划下“北门湖”，就是红山北门的一小片湖，我每天都会路过，从不觉得这个池塘大小的湖竟然还需要规划。但他那天花了一个下午去观测，当几只鸟飞落在湖面上时，他突然抬头问我，你觉得这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他经常会冒出类似这样在他人听来有点哲学的问题，虽然他的出发点都是很实际的提问，是基于生态学或具体工作的问题。比如这片湖要不要种植物，种什么样的植物，后续如何管理，才能吸引哪些物种自然活动，让整个湖保持更多的生态多样性。而这片湖也不是封闭的，它和整个城市的水道、城周的山川湖海以及我们的饮用水都息息相关。

救护中心正在为一只受伤的鸟做复健

所以这只鸟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大自然是一个万物循环链，每个有生命的物种都和我们有关系。那天我本来因为现实中的问题而有些沮丧，听他说完，我觉得自己好像上了一座山，遇到一个道士，这个道士对你说了一番话，他并不了解你身处的世界、你的现实、你的感受，但他说的那番话解开了你的某种困惑。

进入到任何一个工作场域里开始一段“工作”，一开始你都不知道要做什么。每个人工作都很忙，没有时间为你安排，都需要你厚着脸皮主动问，主动学。因为饲养员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工作。作为志愿者，我一开始做的主要工作就是洗碗、搬运东西，修剪垫料，清理笼舍、整理文档，这是最简单的。后来才开始做一些高级点的工作。

比如给动物做饭。我处理最费力的食材是南瓜，一是因为南瓜难切，二是喂不同的动物要切成不同的形状或大小。我站在露天的动物厨房里，切了两个月南瓜。不管风吹日晒，你都得站在那里去完成这些像西西弗斯一样枯燥重复的工作，甚至切出了一种“修行”的感觉。

动物日常伙食

我想如果将来我写一个动物园的故事，文章题目可能会叫《禅与动物饲养艺术》。开篇就写切南瓜。切到最后你的心里就只有一个字“空”，进入到一种“参禅”的状态——你不会去想我是谁，我在这里干什么，我接下来要怎么办，这个世界里只有你和这只南瓜。

我们已经被现代化规训得非常“后现代化”了。所有的衣食住行都像理所应当的，我们从来没有深入思考过它是如何运作出来的。但在动物园，我时刻体会着原来自然万物是这样运行的，而人也是万物的一部分。那些看似和我们毫无关系的东西，动物、植物、湿地、风向，其实时时刻刻都在我们的生活里。我们共同生活在一起。

待久之后鸟就不会怕你

我想我四处体验生活，诚实地说不是为了写小说。我觉得我本身就是这样一个人，从小就是，我对于很多事情都具有强烈的好奇心，我想去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我不写作，我也会做这些事情，写作反而给了我一个更好的借口。如果有人对这样的生活产生质疑，我就说这都是为了创作。

文学意义危机之外，这种流动性的生活体验，另一重危机是孤独。我发现我的生活里什么都是留不住的，人际关系留不住，工作经验留不住，钱留不住，可能只留下了一篇或半篇小说。最近这两三年，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恐惧周末，工作日的时候，会有人找我对接一些工作，一到周末则完全没有人跟我讲话，特别难熬。我发现自己的口语能力急速退化，有时候会不自觉地自言自语。现在我基本是靠过去的积蓄在生活，我还不知道怎么靠写作养活自己。如果只是想活着，其实有很多种方法，比如我打算去考一个救生证，这样就能去游泳馆做救生员，一个月也有五六千块钱。

写作的孤独还在于，反馈周期特别漫长。所以我现在一点都不在乎别人给我差评。只要有人看，我就已经很开心了。想到这些我会焦虑，但当我开始写作的时候，所有的一切就烟消云散了，我只会沉浸在那个世界里，仿佛被附魔了一般。哪怕没有任何收入，我也愿意去做。因为我觉得生命最大的价值就在于创造，并不是只有文学是创造，饲养员丰容是创造，爱也是创造。人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要保持着一种生命力，我可以活得很难堪、很不体面，哪怕像一条狗，我也要活下去，因为只有活下去，才能继续创造。尤其是我在刑警队、在法医待了这么长时间，包括我去了动物园，我觉得生命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如果停止创造，人可能就在某种程度上死掉了。

我并非一个喜欢漂泊生活的人，我很迷茫接下来要去哪儿。但把这条路走到这里，就不可能回头了，这个问题我之前和班宇聊过好几次。他说，像我们这样的人，不可能再回去上班了，不可能有别的活法了。

童书主角的观察与被观察

每个人在人生不同阶段都要找到一个在世界上安放自己的方式。

现在回想一下，20岁之前我都处于混沌状态，好像自我尚未觉醒，但当时我就本能性地不想被规训。当一个环境对我不构成约束，我就可以很快乐、很自由，也享受和人打交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上班但可以去体验生活？可能因为我始终把自己放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

我小时候是一个当地尽人皆知的小孩。一是我写作开始特别早，9岁时就开始发表文章了。当时周围的大人都喜欢把我和蒋方舟比较，而我妈毫无把我往那条出名要趁早的方向打造的意愿，他们都很怒其不争。其二是，我是一个儿童文学读物的主角。以我为原型的第一本书叫《鬼马小女生》，80%的内容来自我的口述和生活趣事。那是我人生中第一笔比较高的稿费，三千块。

书里这么描述9岁的我：

“大头马喜欢周星驰，喜欢上网，在网上灌水，写小说，还向往小资生活。她不喜欢老师，最喜欢钱；成绩一般般，从没当过三好生。

大头马有个很开朗、乐观和宽容的妈妈，她和妈妈关系很融洽，但也时常吵吵架。她喜欢和大人交朋友，所以妈妈的一帮女友也成了大头马的好朋友。

大头马还有个男同桌八爪鱼，他们关系还不错，经常讲讲笑话，一起捉弄同学。”

小时候的大头马

但是等书出版之后，我拿到书一看，发现里面还有很多内容直接照搬了我写作的文章，但作者写着那位儿童文学作家的名字。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成人世界的卑劣。我决定不要成为别人叙述的对象，我要自己掌握叙述权。

我好像过早地进入了成人世界。放学回到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报纸，从头到尾看一遍，每天都要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我妈在报社工作，六七岁时我接触了电脑。1998年，我开始上网，也是中国第一代网民中年龄最小的。当时我觉得互联网好像魔法，那时还没有OICQ（QQ前身），但已经有了类似的聊天室，你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陌生人，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的打字速度通过在聊天室聊天飞速提升。因为上网要起网名，1998年最流行的网络文学是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我就借用了“痞子蔡”的构词法，给自己取名为大头马。

我父母从小不管我，他们甚至不太清楚我上几年级。父母关系也不好。从小到大的家长会都是我爷爷去开的。我妈沉浸在她自己的世界里，不会把太多注意力分配到我身上。小学的时候，别的同学考不好会哭，我非常不解，后来我才意识到我的家庭和别人不一样。初中时，老师布置了一个作业，我不会做，就去问父母，他们勃然大怒，要打电话给学校，问他们为什么老师出一道学生不会做的题目，后来我就再也不和他们交流学校的事情。

那段时间我有好多事情想要分享，但又没有分享对象，因为同学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在特别迫切的表达欲下，我开始写文章，写了一系列“我的上网历险记”，像写科幻小说一样写互联网，发表在类似于《少年博览》杂志上。每个月我会收到几十封来自全国各地的读者来信。

网络和现实是两个世界。我在网络世界很活跃，在现实世界离群索居。这种所谓的体验好像贯穿了我的青少年时代，进入社会后，通过模仿学习我逐渐掌握了在现实世界生活的办法，逐渐地“被社会化”了一部分。但还是有一些内核被保留了下来。我从小喜欢冒险，喜欢以一个全新的陌生身份进入一个陌生的群体。在网络聊天室聊天时，我会冒充大学生，如果你是小学生，没有人愿意和你聊天。我就自己编造了一套身份。并且还把这些欺骗网友的故事写了下来，我就是这样开启了我的写作生涯。

从那时起，所有人都喊我大头马，只有同学会喊我真名。我家里人现在也都喊我大头马。这个名字比我真实的姓名更像是真名，反而听到“XXX”我会浑身不自在。

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人格障碍，另一种“冒名顶替综合症”。这些年，我从一个被他人叙述的童书的主角，变成了掌握了叙述权的作家，但我好像一直站在一个旁观者的位置上。生活变成了小说，小说也反过来推动了我的生活，改变了我的生活。

虽然我很早就进入了成人世界。但我后来才发现，我好像永远停留在了某个地方，其他人都成长了，都进入正轨，都过上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我却慢慢地和社会脱节了，我好像还在那样一个我幻想中的江湖世界里。我虽然看似被社会化得还不错，乍一看挺像个人的，可我很快就会意识到那不过是一种扮演。我在扮演一个叫“成年人”的人。原来是我被落下了，我成了一个和社会格格不入的人。

工作、结婚、生子，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发现我好像进入不了这条轨道。其实我并没有在勇敢尝试做一个不一样的人，而是我一直向着正常努力，我以为我也是正常的，我去做了所谓正常人该做的事情，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些事我都做不到。最后发现写作这条路，不是因为我擅长，而是因为其他我都不擅长，我没有找到一个比写作更适合我的事，我是被迫无奈走到了这条窄路上来。

我记得小时候，白天家门口的天线塔总是挤满了玩耍的小孩。只有到了晚上，孩子们都消失了，那座天线塔才独属于我一个人。每逢家中来了客人，或是我不想在家中待着的时候，便溜出去一个人爬上天线塔，躺在上面安静地发呆、看星星、沉思。

最早吸引我开始“体验生活”的那个案子，被我写成了小说《白鲸》。我一度担心这个故事被刑警队的人看到，会带来什么麻烦，但想想概率极低，我不是有名的作家，这本书也不是畅销书。我斗胆给派出所所长寄了一本，他果然没有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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