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速讯：李际宁：伍伦拍卖几件雕版刻经观后记

伍伦拍卖成立以来，致力于早期写经与刻经的收集、研究与流通。他们的拍品，笔者有幸经眼数批，观察到伍伦对早期写本和刻本情有独锺，经理人又颇具专业眼光，在古籍拍卖行业中，将这种理念打造成公司独特的风格。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现在，该公司将2017—2019年拍卖的早期写经和刻经出版，公之于众，供学术界、收藏界欣赏和研究。今蒙不弃，笔者谨就其中几件木版雕刻品的文物价值和意义，简述一二。

一、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伍伦37号）

后晋开运四年（947）雕版印刷版画。白麻纸，单叶，一张，高46厘米，宽32厘米，上图下文。

此木版雕刻观音像出敦煌藏经洞，上图为观音站立于莲华台上，右手提净瓶，左手作说法印。左榜题“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右榜题“归义军节度使检校太傅曹元忠造”。像四周有边框，单边，框线较为粗疏。

观音图像下有13行发愿题记，共两则，分别为：“弟子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渠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霑福/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纪。”又刊：“匠人雷延美。”据榜题和题记，学术界命名该叶印刷品为“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

根据伍伦目录的统计，《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海内外所存数量，已知有13件，图文俱全者6件，其中大英博物馆收藏3件，大英图书馆收藏1件，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8件，巴黎吉美博物馆收藏一件，共13件（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收藏有一件残片）。此件图像完整，题记字口和墨色较为清晰。

曹元忠身世比较复杂，学术界倾向认为，后晋天福九年（944）三月，归义军节度使曹元深卒，曹元忠继其兄位，执掌归义军政权，成为曹氏归义军第四任节度使。七月一日，后晋改元开运。《旧五代史·晋书少帝纪四》记载“（开运三年春三月）庚申，以瓜州刺史曹元忠为沙州留后”，《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二》又记，显德二年（955）五月“以沙州留后曹元忠为沙州节度使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北宋开宝七年（974）曹元忠卒。太平兴国五年（908）北宋政府“诏赠元忠燉煌郡王”。曹元忠统治沙州三十余年，在归义军历史上是掌权时间最长的一位。

曹元忠时期木版雕刻的菩萨像，还有一种《毗沙门天王像》，左榜题“大圣毗沙门天王”，题记：“北方大圣毗沙门天王主领天下一切杂类鬼神。若能发意求愿，悉得称心；虔敬之徒，尽获福佑。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谯郡曹元忠请匠人雕此印板，唯愿国安人泰，社稷恒昌；道路和平，普天安乐。”“于时大晋开运四年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

雷延美的身世，没有传世史料可征。仅存的相关资料，就是藏经洞所出的两种雕版印刷品，除上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以外，雷延美还有一种粘叶装册子本《三十二分金刚经》，大英图书馆和法国国家图书馆各藏一册。该书卷末有题记：“弟子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傅兼御史大夫谯郡开国侯/曹元忠普施受持。/天福十五年己酉岁五月十五日记。”最后有刊记：“雕版押衙雷延美。”开运四年以后，后晋被后汉替代，敦煌归义军政权仍沿用后晋天福年号，称乾祐三年为天福十五年（949）。

白化文先生在在他的《敦煌汉文遗书中雕版印刷资料综述》中写道：“雷延美题名十分宝贵，他是现知最早存姓名于印刷品实物中的刻印工匠。还从两处题名知道了，947至949两年内，他已由匠人升为节度使衙中专设雕印机构之首领。”白化文先生这篇文章写于1987年，那个时候，早期雕版印刷实物发现的很少，时至今日，早期雕版印刷品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发现，其中已知最早的刻工，应该是2015年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后唐天成二年（927）雕版印刷品《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该经卷尾有“雕经人王仁珂”署名。尽管如此，刻工雷延美的名字和他的雕版印刷作品，依然是现知最早的一批，同样是研究早期雕版印刷史的重要实物证据。

与上述《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毗沙门天王像》两种版画风格相似的，敦煌遗书中还有《阿弥陀像》《文殊像》《地藏像》等。白化文先生认为，“以上诸像风格一致，有的题记明确。可判断为：都是曹元忠等发愿出资，由雷延美雕造。估计是汇成一批雕印而成”，“曹元忠在短时期内大量印造经像，并在衙署内开办木刻印刷工场。这个工场是现存有大量实物（文物）的世界上第一家印刷工场。它的出现，肯定在当时会促进敦煌地区印刷业的发展进步”。笔者深以为然，这张《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正反映了早期雕版印刷技术和工艺的实际情况。

二、妙法莲华经卷第二（伍伦38号）

本卷为9至10世纪间北方地区刻本，这个时期的跨度，大约包括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期，也包括北方辽政权统治时期。经文内容为后秦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卷二。具体刻经地点不详，笔者亦认为刻于山西地区的可能性较大。

鸠摩罗什（343—413），龟兹人。祖上为印度婆罗门族，父鸠摩罗炎为龟兹国师。前秦建元二十年(384)被吕光虏至凉州。后秦弘始四年（402）罗什到长安，开始翻译佛经。弘始八年（406）在长安翻译出《妙法莲华经》。

鸠摩罗什译《妙法莲华经》，被历代内典录著录，收录于历代大藏经。历史上，该经以七卷本、八卷本、十卷本系统流传，敦煌遗书中还有一种小字密行本，比较特殊，以上下二卷形式流传。但流传最广者，为七卷本系统。

本件属于早期雕版印刷实物，具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卷品系统

本件卷品的系统，与中古时代古写经相同。当代学者在研究了包括敦煌遗书在内的古写经之后指出，在中古时代，写本《妙法莲华经》卷次有七卷本、八卷本和十卷本等系统。以敦煌遗书为例，从该经译出直到刻本流传，乃至今日的通行本，皆以七卷本流传最广。八卷本主要在7至8世纪流传，十卷本比较多地流通于南北朝时代。以这种系统标准衡量有助于以判断本件的卷次系统。本件卷首残佚，存“譬喻品”和“信解品”。卷中有内题“妙法莲华经信解品第四”，卷尾完整，有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二”。据此可推测，本件或为七卷本，或为八卷本，因为七卷本和八卷本系统的卷二，都收录“譬喻品”和“信解品”。如果再综合考虑山西省高平市博物馆（原高平市文博馆）收藏的同版本《妙法莲华经》卷六的因素，则可以确认，此件属于流传最广泛的“七卷本”系统。

（二）版本行款

本件版式行款，与8、9世纪的古写经基本相同。据本册伍伦目录数据所知，该件为卷轴装，长657厘米，高27厘米，存13版，每版27行，总51行，行17字（以长行计）。墨划上下边栏，无界行，尾端存版框边线。中古时代写本以每纸27行，行17字为标准写本，古代僧人以标准一纸为单位，计量佛典的真伪，考教背诵佛典的数量。所以，这种写经的标准版式行款，到雕版印刷时代，继续沿用，成为后代刻经的标准版式行款。

雕版印刷技术使用以后，为雕版的管理方便，古人将写本叶码（或纸序）的标识方法，应用到雕版上，发明了后代所称用的“版片号”。以早期雕版印刷佛典为例，敦煌藏经洞所出唐咸通九年（868）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已经开始标有版片号，虽然还只是简单地刊在每版经文刊经名简称、卷次、版序号。这种方法，深刻而长远地影响了汉文佛教典籍版片号的标注方式。

本件《妙法莲华经》卷二，首残，存第10版至22版，版端刊版片号，标注方式为上标卷次，下刊版片序号，如“二、十”，其中，“二”是本件的卷次，“十”是版片的序号，各版的版片号标识位置和方式一致，数字“二十”刊为“廿”形。需要注意的是，第11、16、17、18等四版未见版片号，未见的原因，或许是漏刊，或许是版片号被接纸粘覆，也有可能是旧时经卷脱散，卷端的版片号被损坏。原因尚待更多材料证实。

（三）纸张、字体与装潢

本件纸张、字体风格和装潢特点，与山西省高平市博物馆收藏的刻本《妙法莲华经》卷六几乎完全相同。两件比较，更可以看出其文物特点。平市博物馆，位于晋东南的晋城市，经卷系约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从民间征集而来。2010年原高平市文博馆择址另建，该馆遂升格为高平市博物馆，这件《妙法莲华经》卷六也随之入藏高平市博物馆。高平这件《妙法莲华经》卷六，被学术界认定为五代至北宋间刻本，其根据就是字体与晚唐五代写本颇有相似处，并有许多该时代流行的异写字、别体字，显示出明显的时代风格，因此被收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与高平卷六比较，我们可以惊奇地发现，本件卷二与高平这件版本相同，都是纸张较厚，韧性不太好，纸经染潢，纸质较细腻，但已焦脆。也都保存了卷尾木轴，上下轴头涂朱漆，卷尾末端的纸，都剪成倒梯形装。

从字体风格看，两件字体在行楷之间，书写风格相同；刻工刀法硬朗，这种风格的刻书，无疑出于北方地区。比如，两件尾题“妙法莲华经卷第x”的“第”字的写刻风格，可以视为两件同版的确证。

中国雕版印刷技术大约在唐代中期已经比较成熟，相关史料和实物，已经有不少论述。如果将早期雕版印刷佛教典籍排列一个顺序，本件《妙法莲华经》卷二当然归属于早期的一批。上述介绍，使我们可以确认，此件确为晚唐五代至北宋初（或辽前期)）北方地区的雕本。

三、王十三娘造梵文大隋求陀罗尼经咒（伍伦55号）

本件为8、9世纪间中唐时期的单叶雕版印刷品。关于本件的历史年代，见伍伦拍卖的碳十四检测报告，结论是距今根据伍伦目录数据，本件为白皮纸印刷，圆形，中心为头戴宝冠的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台，右手执金刚杵，左手执莲花。经咒为梵文悉昙体，以菩萨为中心顺时针展开，共22层。经咒外围一圈印出菩萨、金刚和各种法器。陀罗尼中的图案，皆手工填色。

咒文中，“王十三娘”的名字为墨书，而不是随经咒雕刻上版的。显然，这种做法的用意，就是方便祈福者任意填写姓名。这应该是早期雕版印刷佛教经咒得以迅速推广普及的原因。

四、五十二娘造梵文大随求陀罗尼经咒（伍伦56号）

本件为8世纪盛唐时期雕版单叶印刷品。关于本件的历史年代，见伍伦拍卖碳十四检测报告，结论是公元618—770年。根据伍伦目录数据，本件直径25厘米，白皮纸，圆形，梵文14圈，本件刻本陀罗尼经咒为圆形，经咒为梵文悉昙体，共14层，由圆心闭合环绕向外展开。

经咒中心为手绘菩萨像，有背光，结跏趺坐于莲台，左手执金刚杵，右手抚一跪姿女子头顶，手工填色。菩萨像左侧墨笔书：“女弟子五十二娘愿所求如意。”上述两件经咒性质相似，有些问题具有共性，此处一并讨论。

（一）此类经咒该如何定名？

按照目前已经发现的类似经咒分析，大多数为历史上某一时期出于墓葬，也有少数出于古塔。这些经咒保存的题记，为我们的定名提供了依据。比如：

1975年在西安冶金机械厂唐墓出土经咒，中心标题“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虽然“说随求即”四字缺损，但据经文可以补足。

1978年在苏州瑞光寺塔发现的“景德□年八月”陀罗尼，发愿题记有“佛说普遍光明焰鬘清净炽盛思惟如意宝印心无能胜惣持大明王大随求陀罗尼”名称。

（同塔所出）另一件“咸平四年”赵宗霸所刻经咒，起首题名即是“大随求陀罗尼”。

敦煌藏经洞所出太平兴国五年（980）版画，发愿文起首题名“大随求陀罗尼”。

（二）这类经咒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1985年河南洛阳市东郊史家湾砖厂出土的后唐陀罗尼，有榜题：“经云：佛告大梵天王：此随求陀罗尼，过去九十九亿诸佛同共宣说，若人依法书写佩戴，所有恶业重罪并得消除。当知是人一切如来加持，一切菩萨护念，一切天龙守护，离一切灾横，除一切忧恼，灭一切恶趣，不被水火雷电毒恶之所伤害，如经广说。”

唐宝思惟译《佛说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经》云：“此随求即得大自在陀罗尼神咒，能与一切众生最胜安乐，不为一切夜叉罗刹，及癫痫病饿鬼塞犍陀鬼，诸鬼神等作诸恼害，亦不为寒热等病之所侵损。所在之处恒常得胜，不为斗战怨雠之所侵害，能摧他敌。厌蛊咒诅不能为害。先业之罪悉得消灭。毒不能害，火不能烧，刀不能伤，水不能溺。不为雷电霹雳及非时恶风暴雨之所损害。”

经又云：“若有受持此神咒者，所在得胜。若能书写带在颈者若在臂者，是人能成一切善事，最胜清净……昼夜而常随逐拥护持此咒者，又为摩帝犍拏天众及余自在诸天神众亦如是拥护……若此神咒在身手者，鬼子父母摩尼跋陀神……恒常随逐而拥护之。若有女人受持此神咒者，有大势力常当生男……童男童女持此咒者，当得安乐，无诸疾病，色相炽盛……带此咒者……一切乐欲所求皆得。”

学者刘淑芬在《灭罪与度亡》一书中，专辟一节讲“墓幢的变形”，她认为，经幢都能多元化，一是取代墓记，二是取代部分塔的功能，“无论是手写绢本或者是雕版印刷纸本经咒的陀罗尼，它的成本都远比石制的经幢低廉。因此，在墓幢流行的风潮下，付不起石制墓幢费用的平民，就以手写绢本或雕版纸本经咒作为墓幢的代替品”。她的研究为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唐代中后期开始，经咒多用于墓葬的原因。

伍伦拍卖将以上四种雕版印刷品影印出版，给关注早期雕版印刷实物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份重要资料。这四种属于佛教早期的印刷实物，既有正规的佛教典籍，又有版画，继有佛教经咒，品类可谓齐全，对研究早期佛教印刷品的历史作用和宗教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李际宁，1960年出生，江苏兴化人。1983年毕业于兰州大学历史系。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研究馆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理事，中国图书馆学会会员，中国社科院佛教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版本文献学、敦煌遗书、佛教大藏经研究专家。参与任继愈先生主编《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编辑出版工作，主要论著有《佛经版本》《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等。参与《敦煌遗书定级标准》《佛教典籍定级标准》的制订。

本文经授权摘自《 伍伦经眼古经图录 》，方广锠、李际宁主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23年出版。

从公元5世纪北朝早期写本《妙法莲华经》，到国家珍贵古籍晚唐五代刻本《妙法莲华经》；从曾经跻身日本重要美术品之列的敦煌初唐写本《维摩诘所说经》，到鼎鼎大名的五代后晋曹元忠刻《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像》……一册在手，如入晋唐法书门径，如沐敦煌千年春风。

《 伍伦经眼古经图录 》此次刊布的二十余件摄人心魄的晋唐写、刻经精品，时间涵盖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吐蕃统治河西时期、归义军时期，均是目前中国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的高古写、刻经铭心之作，从文物、文献、学术、艺术价值上堪补国内外馆藏敦煌写经、早期刻经之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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